诗兴乾坤风月里，月洒灵台方寸间

  诗，文章简的极致，虽简却不失精华，而往往又会因简而生发出别样的韵味。论及一篇文章的精华，其中绝大部分在于文章的美。虽然记叙的简练明了也能算作文章的精华，但是只有记叙的精巧难免变成了流水账或者证书公文，他们在特定的场合下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看私以为是配不上一个“文”字的。好比一棵树，虽然枝干是根本，但让其脱颖而出，引人赞叹感慨的往往是繁茂的叶；同样，让一篇文章脱颖而出的终归还需是他的美。而若论及美，一是文笔，二在情致。文笔在实而情致在虚。看到的是文笔，表达的却是情感。中国自古以来是务虚的民族，“有之为利，无之为用”，道家的无为深入人心，究其滥觞，伏羲氏一画开天，《易经》之妙在于阴阳之中，虚实就是阴阳的一种表现，阴阳相生，虚实相济，人们往往着重于实而忽略虚，但真正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反而以虚者为多。正如文章之美，虽外在表现于优美传神的文笔，但真正绵远悠长，让人回味无穷的却是深埋在文字深处的情感。
  诗歌如何兴发，在我看来仍然在于情感，“识尽愁滋味”的深远是情感，“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浅薄也是情感。总而观之，诗的情感可分成长情与短情，长情可称“志”，短情可叫做“灵感”。中国讲究“诗言志”，本质而言是受东亚思想体系的影响，东亚传统的思想讲究一步一个脚印拾级而上，长年累月“一箪食一瓢饮”的不堪其忧换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一鸣惊人。其间，所支撑一个人持续向前的内驱力便是志向，“有志者，事竟成”，故此志向二字在中国便被看得尤为重要，有志向也逐渐成为了有前途的代名词。后虽“志”不再单指科举仕途方面的远大抱负，但也仍然被附加上了不折不扣的褒义。在科举仕途体系被发扬壮大到顶峰的明清，诗词曾一度被视为旁门左道，《红楼梦》中贾政曾数次教导宝玉要读圣贤书，不能过度沉迷于诗词，而诗词一旦被披上了“言志”的外衣，也便显得不那么“不务正业”了。西方人写诗有“灵感论”之说，灵感可看作是“短情”，重的是随性自适的妙手偶得。灵感来源于天地山川，生命爱情，甚至柯勒律治写《忽必烈汗》的灵感来源于梦境。相比于中国的“诗言志”少了一分悠远的醇厚，却多了一分自由与率性。细细探究，这种差别来源于西方民主自由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中世纪教廷的压迫让西方的人民不再像中国人一般甘愿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耗时耗力。他们更加希望张扬出独特的风采，以自由率真为美，而“灵感”一词恰恰蕴藏着这种特质。
  由是观之，不论中西，诗皆兴起于情感，而情感生发于心灵，心灵又受乾坤风月、生命爱情的触动便有了吟诗作赋的意趣。古人称心灵为方寸之灵台，而诗意正是这方寸灵台上悠悠洒落的月光，给这方净土平添了几分灵动的雅韵。是所谓“诗兴乾坤风月里，月洒灵台方寸间”。